2001年興起的“國進民退”爭論，引起學界、媒體、企業、政府、社會等各方面的廣泛關注，爭論愈演愈烈，影響越來越廣，以至于2009年以來每次全國“兩會”期間，“國進民退”爭論都會急劇升級，演變成“兩會”話題。

　　一、“國進民退”爭論的興起與展開

　　網絡電子文獻和傳統紙質文獻普遍認為，國進民退一詞首次出現于2002年，也就是說“國進民退”爭論興起于2002年，但是，經本文考證應該是2001年。在“國進民退”爭論過程中，以2008年為起爆點，爭論在2009年躍居為新聞輿論的關注焦點，在2010年進一步升級為以期刊論文和圖書出版為載體的學術熱點。

　　（一）“國進民退”爭論的興起

　　據筆者考證，2001年11月10日，賀宛男在題為《重組：“國進民退”漸成時尚》和《死到臨頭還得政府出面》兩篇文章中說：在2001年年末突擊重組中，出現了一個與前兩年不同的現象：國進民退，對那些死到臨頭的PT公司（PT是英文Particular Transfer的縮寫。依據《公司法》和《證券法》規定，上市公司出現連續三年虧損等情況，其股票將暫停上市。滬深交易所從1999年7月9日起，對這類暫停上市的股票實施特別轉讓服務，并在其簡稱前冠以PT，稱之為PT股票或PT公司）尤其如此。 PT閩閩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例子。兩年前，民營企業福建德亞集團同福建省國資局簽訂了股權轉讓和托管協議，德亞董事長也已入主出任 PT閩閩東總經理，就在臨近年底退市風聲越來越緊之際，福建省財政廳斷然終止同德亞的協議，將閩閩東全部國家股4429萬股（占36．32%）無償劃撥給國有獨資企業福建省電子信息集團。閩閩東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福建電子集團介入閩閩東重組，是在省政府全力指導下進行的。堅持了兩年之久的德亞集團無功而返。ST成百、ST康賽、津百股份等的重組，也是類似的民企退出。在重組市場，呈現出國企前赴后繼、民企紛紛思退的“國進民退”局面。但是，一般競爭性行業“國退民進”是黨的十五大確立的既定方針，如何發揮10萬億民間資金的作用，幫助民營企業在資本市場發展壯大，是中國入世后的題中應有之義，讓民企和國企享有同等待遇也應該是規范重組的一個組成部分。（賀宛男：《死到臨頭還得政府出面》，《財經時報》2001年11月10日。賀宛男《重組：“國進民退”漸成時尚》，《中國易富網》2001年11月10日，http://stock.eefoo.com/gsrp/mjmz/200111/10-856713.htm）

　　這兩篇在2001年11月10日分別發表于網絡和報紙的文章，觀點鮮明地提出了“國進民退”的關鍵性問題，標志“國進民退”爭論的興起。

　　（二）在2009至2010年爭論升級為輿論焦點和學術熱點

　　2001年至2012年7月的10多年中，在報紙上出現“國進民退”一詞的報道和文章約有772篇，在期刊中出現“國進民退”一詞的論文約有1173篇，在著作中出現“國進民退”一詞的有60種。文獻統計表明，以2008年為起爆點，“國進民退”爭論在2009年躍居為新聞輿論的關注焦點，在2010年進一步升級為以期刊論文和圖書出版為載體的學術熱點。

　　在2009年至2010年期間，“國進民退”成為中國一個火熱的流行語，被列入中國流行語發布榜，成為企業界最流行的短語。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也從2009年開始持續關注“國進民退”爭論。

　　10多年來，“國進民退”爭論的要點和細節紛繁復雜，重大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一是“國進民退”的真偽與規模問題；二是“國進民退”與基本經濟制度穩固和改革開放取向關系的問題。

　　二、關于“國進民退”真偽與規模的爭論

　　一種觀點認為，“國進民退”浪潮大規模呈現，2009年以來愈演愈烈

　　關于“國進民退”的規模大小和演進趨勢，說法很多，這里將有代表性的說法綜述如下。1.“國進民退”涉及很多行業領域，“逆市場化”的趨勢是嚴重的，并且列舉通鋼“7·24”事件、山西煤炭企業重組、地方政府爭搶央企高額投資、央企爭奪房地產市場的“地王”、新《郵政法》抬高民企快遞門檻等案例作為依據。2.中國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出臺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經濟刺激方案，使資源大量流向國有壟斷企業。3.2009年出現的“國進民退”浪潮對民營企業和中國的市場經濟造成了致命沖擊，大型央企對民營企業進行了多行業和大規模的兼并、收購等非市場行為，在煤炭等礦產資源領域大批民資退出，在鋼鐵領域民企幾乎都折返，在石油分銷領域民營的小加油站和小分銷企業多數被收購或者因為門檻提高等因素而退出。

　　關于“國進民退”的形態特征，一些人認為主要表現為三種。1.資源壟斷性國進民退。2009年中國國有資本在資源、能源領域中大規模躍進的景象是明顯的，在鋼鐵、煤炭、航空、金融等資源領域中，明顯出現了民營資本的“擠出現象”；在四萬億振興計劃中，國有資本幾乎得到了所有的重要政府訂單；大量中央企業成批次地進入到地產領域，成為“地王現象”的締造者；在一向由民營資本把控的互聯網領域，也出現了國有企業加速進入和購并清洗的景象。2.“楚河漢界”式“國進民退”。“國進民退”并不發生在所有的行業，國有企業集團聚集在少數上游產業，逐漸形成了寡頭壟斷，盈利能力迅猛增加；數量巨大的民營資本被限定在下游產業，當它們試圖向上游進擊的時候，必然遭到政策性的打擊。3.“玻璃門”式“國進民退”。一些行業和領域在準入政策上雖無公開限制，但實際進入條件限制頗多，主要是對進入資格設置過高門檻。人們將這種“名義開放、實際限制”現象稱為“玻璃門”或“彈簧門”，看著是敞開的，實際是進不去的，一進就碰壁。

　　關于“國進民退”現象在2009年頻繁出現的原因，一些人認為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對市場經濟的原則缺乏真正的理解和把握；二是對國有企業認識上有偏差；三是我國很多人受到“國家經濟安全”或者“國家金融安全”論誤區的影響；四是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許多中小民企受到直接沖擊，而且是首當其沖；五是部分民營企業本身還有一些不規范的行為，比如環境保護不力，礦區安全保護不力等，造成一些民怨和對行政壟斷的期盼。

　　另一種觀點認為，總體上不存在所謂“國進民退”，對于個案現象應具體分析

　　從國有經濟改革的方針政策、戰略調整的基本思路和幾十年的實踐結果看，改革開放以來的總體趨勢是國有經濟的比重在下降，我國總體趨勢上不存在“國進民退”現象。我國國有經濟并沒有只進不退，相反，隨著改革的推進部分由國有經濟經營的部門正在逐步向民營經濟開放。對于所謂“國進民退”的個案，不應簡單持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態度，應該結合其背景和方式進行具體分析。

　　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表明，中國經濟總體上不存在“國進民退”現象。2009年12月25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布會上說，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與第一次經濟普查的數據相比，至少在企業單位數量上、企業資本的結構上，國有企業的比重是下降的，非國有企業的比重或者說私營企業的比重是上升的。這意味著，民營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總體上不存在“國進民退”現象。

　　被廣泛傳言的山西煤炭企業重組，事實上并沒有形成所謂的“國進民退”格局。2010年1月，針對社會上“國進民退”的傳言，山西省副省長說，從煤炭企業數量上看，國有企業辦礦占20%，民營企業辦礦占30%，混合所有制股份制企業辦礦占50%，山西已經形成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國有、民營并存的辦礦格局。

　　近年來尤其是2009年以來，以中央企業為代表的國有企業的集體崛起、做大做強，根本原因不是依靠壟斷，而是依靠改革開放，依靠轉機建制，依靠按照市場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經營企業、管理企業、監管企業，依靠企業廣大職工的艱苦奮斗。李榮融在《國企改革發展30年：宏大的工程》中將新國企的生命力與活力概括為9個方面。

　　無論從經濟事實上還是經濟理論上看，“國進民退”都是一個偽命題。從企業數量、就業人數、企業產值、企業利潤、稅收及公共財政資源的貢獻等統計數據上看，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所謂“國進民退”，不符合客觀事實，不能代表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事實和基本趨勢。從西方發達國家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實行某些國有化的措施看，從國家現行宏觀政策取向看，從國企和私企的發展趨勢及其比重消長看，從市場經濟運行的操作層面看，從理論邏輯與論斷的準確性看，所謂“國進民退”都是缺乏科學依據的一種主觀論斷。

　　“國進民退”不準確，“國進民也進”才更準確。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不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應該是共同發展、“國進民也進”的關系，雙方都要做大做優做強。有人列舉重慶民企力帆集團的摩托車產品成為世界第一、民企蒙牛乳業公司的牛根生自愿引入國企中糧集團、民企萬通地產集團的馮侖與泰達集團（天津第一大國有企業）子公司泰達控股在天津的合并，作為“國進民也進”的成功案例。

　　三、關于“國進民退”與基本經濟制度和改革開放關系的爭論

　　一種觀點認為，“國進民退”背離了市場化方向，可能逆轉改革開放的方向

　　“國進民退”背離了改革開放的市場化方向，這種趨勢既不正常，也不健康。政府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市場力量出現了倒退。以經濟統計數字作依據，表明沒有國進民退，國有企業可以擴大壟斷，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以便堅持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這是舊觀念在作怪，導致我國改革開放出現徘徊和后退。與對外開放并行的是在資源等領域的國進民退，中國未能在對外開放時積極穩健地推進面向民資、致力于建設市場化基礎的對內開放。

　　“國進民退”的趨勢可能會使中國的法治和市場化改革產生倒退，導致五個后果。一是中國經濟轉型、減少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的愿望很難實現甚至不可能實現；二是中國的就業增長必然會走下坡路；三是對老百姓的收入增長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四是對產業結構的調整非常不利；五是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停滯不前。

　　要遏制“國進民退”的趨勢，出路就是要重新啟動“國退民進”改革。從政策上要開放國有壟斷行業，經濟領域無禁區，不能說有些領域只能國有企業做，民營企業不能做。金融服務也不能講出身，不能說你是國有企業，就貸款給你；他是民營企業，對不起，沒錢。我們現在有“經濟出身論”、“經濟血統論”，“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政治上的出身論，現在是經濟方面的、資產方面的出身論。

　　另一種觀點認為，所謂“國進民退”的攻擊，可能影響基本經濟制度的穩固

　　宏觀上并不存在右派精英攻擊的所謂“國進民退”，國有經濟比重一直不停地在下降，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降低，以致趨于零，那還算是什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還要求國有制經濟起主導作用。私有化的主張者不僅要求國有經濟完全退出競爭領域，他們還要求國有經濟退出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有關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戰略性部門及自然壟斷產業，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有沒有控制和壟斷，而在于誰來控制和壟斷。一般說來，這些特殊部門和行業由公有制企業經營要比私有制企業能更好地體現國家的戰略利益和社會公眾利益。私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中有其地位，但是，私營經濟具有兩面性，即除了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積極一面外，還具有剝削性消極的一面，剝削追逐私利這一本質會帶來如勞資糾紛、兩極分化等一系列社會后果。這后一面在初級階段是容許的，但它應當受到社會的約束，對其經營的領域進行節制，如不允許控制命脈重要部門、不允許進入壟斷部門。這些部門天然是高利潤部門，而且關系國家和公眾利益，應當由公有制經濟來承擔，不能讓私人資本來發財。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爭論的一個焦點是要不要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一些人以“反壟斷”為名褻瀆國有經濟，進而削弱乃至取消國有經濟。所謂“反壟斷”于史不符、于理不通、于法無據、于民有害、與黨相違。應該理直氣壯地促進國有經濟發展壯大，確保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主導地位。大肆炒作所謂“國進民退”的危險，這不僅不符合事實，而且在認識上是有害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中國的特殊發展階段相聯系的，而不能局限于補充私人企業和市場機制的不足。

　　現在是到了重點考慮如何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時候了，因為沒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社會主義將不復存在。應該千方百計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還需要保留非公有制經濟，對它們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但是，在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減弱情況下，還強調“國退民進”，其真正的含義就是，公有制經濟應該不斷萎縮，逐步退出主體地位，而私有經濟則應該不斷擴張，逐步取代公有制經濟而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

　　四、主流聲音對“國進民退”爭論的回應

　　《人民日報》從2009年至2011年共有22篇報道和文章出現國進民退一詞。其中，2010年3月2日發表題為《并購，是“強進弱退”而非“國進民退”》的文章，3月9日發表題為《煤炭重組是“國進民退”嗎》的文章，3月22日，人民日報社主管主辦的《中國經濟周刊》高調發表題為《“國進民退”真偽》的封面文章，近萬字。由此可見，中央媒體對“國進民退”爭論的關注度是很高的。

　　2011年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就中央電視臺記者關于“國進民退”爭論的提問，代表中央作出明確回應。這是中央對“國進民退”爭論的公開表態，包括兩個要點：第一，目前不存在所謂“國進民退”的問題，同樣也不存在“民進國退”的問題；第二，我們的方針是要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同時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就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同發展。

　　黨的十八大報告全面重申了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政策主張，提出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本文章摘自2013年1月《紅旗文稿》，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